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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資訊
行政執法:撐起專利保護傘
作者(來源):東方嘉威  發布時間:2014-07-01  瀏覽次數:770次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的改革方向, 在進一步突出司法保護知識產權主導作用的同時,行政執法作為專利保護的有效手段同樣應該加強

  不可忽視專利維權

  取證難、耗時長、成本高,是專利維權路上的“三道關”。專門從事專利代理的中科專利商標代理有限公司合伙人孫紀泉說,“專利侵權與商標和版權侵權不同,判定侵權的專業性非常強。例如要判斷芯片集成電路這樣的產品是否侵權,我們要委托其他的機構,把電路圖畫出來,再根據專利文件比較,這是很復雜的過程”。

  維權難首先是取證難。廣東華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知識產權創造能力較為突出,但華帝燃具的技術中心總監易洪斌卻一直為企業遭遇侵權難于取證而頭痛。他說,“專利侵權行為一般具有很強的隱蔽性,侵權單位大都是流動性的空殼公司,而且部分侵權行為發生在網絡上,這給取證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

  “如果侵權產品是核心部件,不在市場上銷售,而是直接銷售到工廠的,就很難取證;如果遇到侵權方的產品只是用于外銷的,那么取證就更難了。”浙江寧波新海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寧薇持同樣觀點。

  維權周期長,也是難以逾越的維權障礙。雖然取證難,但還是有不少企業拿起法律武器積極維權。可是,權利人往往發現,司法保護也并不容易。在專利侵權訴訟中,一般情況下被告方都會提起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在此情況下,法院可能中止訴訟程序,等待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作出專利是否有效的決定后,再繼續進行專利侵權訴訟程序。而專利侵權訴訟的最終結果確定,往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可能需要兩三年的時間。官司即便勝訴了,等專利侵權訴訟最終裁決下來,相關的產品可能已經不再受市場歡迎,“贏了官司、輸了市場”對于提起專利侵權訴訟的企業來說很常見。

  面對這樣的專利維權效果,不少企業都感到“傷不起”,因此有的企業、尤其是實力不強的企業,面對侵權選擇放棄維權。根據統計,我國有30%的專利權人遭受過專利侵權,其中僅有10%的人選擇維權,其他90%的專利權人則選擇放棄。這樣的結果傷害的是整個社會的創新積極性。

  行政執法快捷實用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知識產權保護的“雙軌制”,即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并行的途徑。知識產權民事訴訟是權利人采取的主要維權手段,其采取的是被動保護原則;行政保護具有行政管理機關主動出擊、權利人維權方便快捷的優勢,維權成本相對較低、效率較高,受到專利權人重視。

  “當我們企業在市場上發現被侵權的問題時,難以取證,就及時向專利行政管理部門提出調處請求。經過行政調處,對方企業停止了專利侵權,挽回了直接經濟損失100多萬元。”曾經有過被侵權遭遇的遼寧恒星泵業有限公司,采取了行政執法的途徑,看重的就是其快速解決問題的優勢。

  曾因“中國專利侵權賠償第一案”獲巨額賠償的正泰集團積累了豐富的維權經驗,公司副總裁徐志武認為,與司法保護途徑相比,專利行政執法具有處理糾紛時間快、固定證據迅速、權利人付出成本小等優點,所以企業一般都喜歡通過行政執法手段來達到維權的目的。

  “專利行政執法人員大多專業素質較強,這也是行政部門執法的一大優勢。”陜西鼓風機集團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長李紅艷認為。

  最近的《知識產權保護社會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當權利人面對專利侵權行為時,選擇行政途徑的占到43.4%,協商解決的占39.50%,司法途徑占到13.6%;另一組數據則呈現出知識產權行政執法逐年加強的趨勢:2013年全國知識產權系統執法的辦案總量達到了16227件,同比增長了79.8%。

  中南大學知識產權研究院執行副院長何煉紅分析認為,專利保護的需求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具有地域差異。“東部地區主要選擇司法途徑保護知識產權;中部地區對行政保護的依賴性比較強;西部整體保護需求都比不上東部和中部。”

  除了區域差異,企業的創新能力不同,對專利保護的需求也不一樣。何煉紅指出,那些創新能力強、經濟實力強的企業,大多有能力選擇司法保護。但是,對中小型企業來說,由于人才不足、資金有限,更需要通過行政執法來維護權益。

  需“給力”執法效果

  實踐中,專利行政執法手段相對有限,執法力量相對較弱,大大制約了行政執法效力的發揮。“由于沒有對侵權單位采取措施、沒收侵權產品、罰款、銷毀相關產品等配套強制措施,停止侵權的禁令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執法機關難以操作,使行政執法成了"搞活動"。”何煉紅指出,“在實踐過程中行政主管機關沒有調查取證權,沒有查處權,執法力度很弱。”

  企業、專家、執法部門、中介機構紛紛建議,國家應從立法層面,賦予專利行政執法部門一定的調查取證權,加強專利行政執法資源的配置,加強基層專利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建立跨部門跨地區的專利聯合行政執法機構。

  有專家建議,專利行政執法機關對專利糾紛的損害賠償并沒有直接的裁定權,但是可以對專利糾紛的損害賠償數額進行調解,如果調解協議能夠通過司法確認,就可以獲得司法意義上的強制執行力。

  溫州的亞龍公司近年來維權成功的案例大多是得到了專利行政管理部門的支持。“但我們在其他地區的專利維權則比較困難,應當從國家層面上組織各省市知識產權部門聯合執法,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消除侵權現象。”董事長陳繼權說。

  中國企業走出去也需要行政執法更加“給力”。奇瑞汽車董事會秘書、法務部部長徐暉建議,應從立法層面加強專利行政執法部門對企業出口環節的專利保護,適度增加相關職能,如下達臨時限令等,以有效支撐企業“走出去”戰略。

  針對重復性、群體性惡性侵權行為,專家建議應加大侵權懲處力度,建立專利誠信檔案,完善專利信用公示制度。

  此外,安徽深藍律師事務所主任音邦定則深感基層專利管理工作部門的機構性質有待明確,法定職權有待完善。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法研究所所長楊建順認為,應從法規上進一步明確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責,使行政機關充分發揮作用,實現行政執法和司法保護的有機銜接和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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